一、天津市债务情况
　　2017年天津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10亿元，同比下滑15%。2019年天津加大开源挖潜力度，盘活变现政府闲置资产，推进国有企业混改，转让部分国有企业政府持有的股权，落实国家围填海遗留问题处罚征缴政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罚没收入大幅增加，从而带动当年天津市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2020年因疫情冲击区域经济，天津市多数税源支柱行业税收收入有所下滑，加之降税减费政策落实以及一次性收入同比下降较多，天津市财政收入再次下行，税收增长尤其乏力。2021年天津市财政收入有所恢复，但2022年受增值税留抵退税及疫情影响，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再次同比下滑。土地出让收入方面，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受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不容乐观，天津土地市场波动较大，其中2022年受集中供地、疫情、房企自身资金压力等因素影响，天津市土地交易市场遇冷，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幅下降62.39%，下降幅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天津市债务规模大、增长快，债务负担沉重，债务率居全国首位。政府债务方面，截至2022年末，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8,645.6亿元，主要集中在市本级（占比28%）和滨海新区（占比24%）等，并主要投向市政建设（31%）、土地储备（17%）和保障性住房（14%）等领域；债务率方面，截至2022年末，天津市债务率居全国首位并已经超过250%，其中宁河区、蓟州区、东丽区等在天津市各区中债务率位居前列，债务负担尤为明显。城投平台债务方面，截至2022年末，天津市区域内城投平台债务余额约12,000亿元，主要集中在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比30%）、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比15%）、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比9%）等市级平台，天津市有公开级别的市级平台主体信用等级以AAA为主。
　　天津市历史上债务增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5年左右），在天津市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区域内城投平台企业进行大规模融资并深度参与城市化建设，尤其响螺湾、于家堡、滨海新区等新区建设筹集资金，城投债务快速增长累积，在此阶段天津市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平均每年增速在20%左右，截至2015年末城投债务余额已超过1万亿元。第二阶段（2016~2019年左右），2014年预算法修订及43号文印发，表明了“修明渠、堵暗道”地方债务管理思路，即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进行融资，但要防范出现更多的地方隐性债务，因此地方债务逐步显性化；2016年以来天津市城投平台企业债务增长接近停滞（但前期盲目扩张抬升了融资成本），而政府债务快速增长，每年平均增速超过20%，主要投向市政建设、土地储备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三者在当时政府债务占比80%左右，对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末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接近5千亿元。第三阶段（2020~2021年左右），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天津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阶段天津市通过新增政府专项债支持高铁轨道、绿色生态屏障、会展中心等交通、环保和配套类重点项目建设以托底基建投资，从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驱动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年平均增速超过25%；而城投平台债务方面，受经济下行叠加此前渤海钢铁集团破产重整、部分国企非标及债券违约等信用事件发生影响，天津市区域认可度下降，城投债务呈负增长态势。
　　整体来看，天津市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旧的产业结构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前期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而需求相对疲软，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入亦承压下行，土地市场波动较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天津市积累了大规模的债务，债务负担沉重，债务率高企，区域受市场关注度高，因此天津市本次被列入12个高风险重点省份名单并不令人意外。
　　二、天津市化解债务付出的努力——天津市层面
　　天津市积极推动区域债务化解工作，通过完善债务管理制度、置换债务、召开恳谈会、协调金融资源、推进国企改革和盘活资产等方式化解区域债务并防范风险事件发生。
　　通过不断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防范风险事件发生。近年来天津市债务风险防控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天津市加强专项债券全周期管理，强化项目质量源头把控，出台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法；建立专项债券正负面清单，从严审慎分配新增债券额度；实行常态化安排发行，同时所有新发专项债券全部通过含权或等额本金偿还方式发行，避免偿债责任后移；实行区级专项债券资金专户管理；出台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部署上线专项债券穿透式监测系统；制发市级事业单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备付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前归集偿债资金。
　　通过债务置换，优化债务结构。历史上各金融机构也对天津市区域债务化解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天津市在大交通体系建设过程中积累的较大规模债务，2020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就牵头组织银团融资再安排产品落地，工农中建交邮储国有六大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共同参团，签署了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融资再安排银团贷款合同，贷款期限25年，将原存量高速公路项目多元化债务734.3亿元全部纳入置换范围，通过延长存量债务贷款、调整债务结构等方式构建良性的高速公路投融资和偿债机制。
　　通过召开恳谈会、协调金融资源，提振市场信心，支持债务化解工作。自2018年以来，天津市由于地方国企发生信用事件，区域认可度明显下降，导致区域内城投平台融资受阻、发行成本持续上升，债务短期化趋势明显。为提振市场信心，天津市先后两次召开恳谈会：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并提出了设立总规模为200亿元的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基金、加快国有资产处置盘活、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等；2022年3月再次召开国企与金融机构恳谈会，会上多家天津市重要国企与各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国企改革与资产盘活，提升企业造血能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天津市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累计完成17家市管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改，并在2023年5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点改革任务地方整体评估情况的通报》，最终综合评估中获评A级，也是全国连续3次获评A级的九个省市之一。随着天津市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化，预计在一定程度上将提升天津市国有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国有资本对财政的贡献度，为政府债务偿付提供支撑。
　　三、中央本轮化债政策对天津市债务情况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本轮化债对天津市城投企业缓解短期债务压力，增加企业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市场情绪均发挥了有效作用；长期来看，天津市广义债务规模并未降低，且城投平台融资政策明显收紧，预计城投平台将分化转型发展，而债务化解本质上还需要依赖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
　　城投债规模方面，2023年天津市城投债共计发行3,701.71亿元，偿还3,540.40亿元，净融资额为161.31亿元；其中，2023年10月以来，天津市城投债净流出态势明显，11月和12月净流出规模均超过200亿元；此外，天津市城投债除4月份提前兑付4.50亿元外，其余提前兑付均发生在10~12月，合计提前兑付16.29亿元。城投债利率和利差方面，2023年8月以来天津市城投债发行利率和利差开始明显走低，2023年1~7月天津市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为6.74%，利差467BP，而8~12月平均发行利率为4.09%，利差190BP，分别下降2.65个百分点和277BP，10~12月天津市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和利差甚至分别下降至3.85%和153BP，降幅在12个高风险重点省份中尤为明显。城投债期限方面，2023年8月以来天津市城投债期限开始逐渐拉长，2023年1~7月天津市城投债平均发行期限为0.76年（暂不考虑含权债券），而8~12月平均发行期限为1.09年，增加0.33年。城投债认购倍数方面，2023年8月份以来，天津市部分市级及区级城投债发行认购倍数大幅上涨，其中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超短及中票认购倍数甚至超过70倍。
　　综上可以看出，随2023年7月一揽子化债方案释放稳妥信号，8月以来天津市部分城投债受到投资者追捧并出现抢跑效应，认购倍数明显升高，城投债发行利率利差大幅下降，债券期限虽有一定程度拉长，但仍以3年期以内为主，加之2023年10月天津市发行特殊再融资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及35号文严控重点省份债务增量，城投债净融资规模呈流出态势，提前兑付情况亦有所增加。从短期来看，本轮化债对天津市城投企业缓解短期债务压力，增加企业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市场情绪，化解尾部风险等均发挥了有效作用。
　　长期来看，天津市区域环境及城投平台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发行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性债务，仅是将隐性变为显性，政府的广义债务规模并未降低，且中央对于地方城投平台融资政策明显收紧，天津市城投企业后续投资审批或将受到一定制约，可供投资的标的和方向受限，预计将重点围绕区域产业配套投资、紧迫的民生需求、现金流能够自平衡的项目等方面进行选择。因此，天津市债务化解归根结底还需要依赖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稳定拓宽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推动城投企业转型，通过国企改革、盘活资产等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从而进入良性循环，而部分没有能力实现转型的城投平台或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中诚信国际）